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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是世界上最先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推行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军队，关键在于它建立了协调情报与作战一体化配合的专职机构——联合情报行动中心。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不是一家单独的情报机构，而是美军对应作战指挥体系，分别在国家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部队层级设立的相互联系的机构体系。该机构体系专门负责统筹协调情报支援与作战配合一体，是美军从组织制度层面推动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核心设计。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充分检验了该机构体系的效力，随后英国、加拿大以及北约也建立了相应机构。

　　2020年1月3日，美军将电影中的桥段以教科书级别的样式用在了苏莱曼尼的身上，彻底挥别了“鹰爪”行动的阴霾。这场秘密行动看似是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无人机立了头功，实则不然。美军无人机固然很先进，但让其通过红外成像传感器，识别一个刚下飞机然后就钻进汽车的人是否是苏莱曼尼，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是通过手机等系统进行了定位，为了防止错杀，也必须有更为可靠的方式进行确认。在确认目标后，让无人机的操纵人员确认目标的地面情报人员也是关键一环。

　　其实早在苏莱曼尼从大马士革动身前往机场之前，他的秘密行踪就已被美国情报部门锁定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拦截电话通信，依靠声音频谱特征锁定了苏莱曼尼，并通过三角定位确定了他的位置，还通过社交网络拓扑标记了他随从的手机，而后又通过拦截短信息通信获取了他发给接机人员的航班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地面特工人员对这一行人员做了面对面的目视确认，并通过激光引导无人机锁定攻击目标；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负责调集卫星变轨并协助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开展图像侦察。这一个小小的战术行动就动用了至少3家的情报机构。

　　美军历来讲究联合作战，而基于共同的目标实现有效的联合是不同军种间形成最大合力、取得作战效能的基本途径。但就作战领域本身而言，由于军队和作战的特殊性，不同军种部队以及作战要素间基于共同作战目标最大程度联合，对于战争胜负尤为重要。美军的联合作战起步最早、历史最悠久、机制最成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不断地经受战争的检验。“空海一体战”“空地一体战”“基于效果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网络中心战”“多域战”“全域战”，这些迭代更新的理论都是围绕着联合这一主线展开的。

　　随着情报对作战重要性的跃升，其与作战关系日趋紧密。情报与作战的密切配合对于情报支援作战的效果以及作战能力的提升都极为重要。国内作战和情报支援领域对情报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研究，但缺少对情报与作战配合的关联性具体化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对高水平联合程度的要求以及对情报与作战实时同步配合的技术支持和空前要求，也带来了组织体制方面的特别需求。仅靠原有指挥机关情报参谋部门和情报生产单位协调情报和作战已是杯水车薪，需要专门起协调功能的组织机构统筹协调情报与作战配合一体。

　　美军联合作战开始时间最早，发展历史最长，经验最丰富：从独立战争中陆海军共同行动的约克镇战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海空作战力量协作配合的太平洋战争，再到海湾战争中联军紧密协调的“沙漠风暴”行动，直至新世纪伊拉克战争中联军协调一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伴随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这种整体作战也正由高技术条件下多种作战力量成体系的整体联合，向信息化条件下多种作战力量“内聚一体”效能倍增的方向进行纵深变革。可以说，美军作战经历了机械化条件下的协同作战、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以及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三个阶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末是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早期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美军仍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为了弥补珍珠港事件中情报缺乏共享协调的不足，尼米兹上将积极整合驻夏威夷情报机构。从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ICP0A)的建立到1943年9月6日太平洋舰队成立珍珠港联合参谋部，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升级成为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联合情报中心逐渐合并了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情报机构，承担起搜集、比较、评价和分发战略、战术情报的职能。自此，战区内的情报机构开始在同一领导、同一屋檐下工作，打破了之前各个情报机构一盘散沙的局面。

　　1990年11月，战区联合军种小组(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也正式组建，作为战时情报班子开展情报支援工作。各作战力量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协作配合，紧密程度超越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协同，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联合。美军基于联合作战以及情报作为支援作战的力量体系与作战指挥体系整体联合的需要，初步建成了常设化的情报与作战协调机构体系。该机构体系各级中心分别对应作战指挥体系各指挥层级，全面协调情报支援体系与作战指挥体系整体联合。